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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德珩:我的回忆

更新时间:2016-07-29 18:07:00作者:人民日报点击次数:766次

值此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,谨将个人当时的有关经历,以及数次会见孙中山先生的情景,回忆于下以资纪念。

我的故乡是江西九江府德化县(现为九江市)。清咸丰年间,我的一位曾叔祖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,后来当了军帅,因而全家受到株连,不得不以“人丁散尽,家产尽绝”为名,迁到远离县城的僻静地方,隐居下来。到了我父亲时代,已是清朝季年,追查太平天国官员之事,渐渐松弛,他才参加府考,中了秀才,继而补为廪贡生。1905年停科举以后,他被推荐到浙江绍兴府当文案。1907年因徐锡麟、秋瑾一案,我父亲同情革命烈士,遂离职回到故乡。他后来在九江同文书院(又名南伟烈书院)任教,方志敏同志就是这个书院的学生。

我父亲从绍兴回来时,带回了一些革命书刊,如梁启超的《新民丛报》、邹容的《革命军》,以及章太炎的《qiú书》、严复译的《天演论》等等,这些对我的启发很大。

1904年,日俄战起。这两个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作战,清朝不惟不反抗,而且声明“保持局外中立”,实为最大的耻辱,为世界人民所非笑,我也感到耻辱。

十九岁那年(1909),我考进了九江中学(其前身为濂溪书院)。学校里有两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教师,一为地理教师杨秉笙,一为图画教师王恒(是个举人,后来做了国会议员)。经他们的介绍,我加入了同盟会,并剪了辫子,立志改革。

辛亥年八月十九(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)武昌首义之后,九月初三(阳历10月26日)九江相继光复。最初的都督是标统马毓宝,总参谋长是革命党人李烈钧,宪兵团司令是革命党人廖伯琅。九江一革命,我就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,参加宪兵团。李烈钧不久推翻了马毓宝,继任九江都督。后来,李烈钧成立秘书处,廖伯琅就推荐我为秘书处的一名秘书。九月初十(阳历10月31日)南昌亦告光复。南昌首任都督为吴介璋,仅两个月就辞去了职务,继之者为彭程万,就职十多天当中“洪江会”闹得很厉害,彭不安于位也辞职不干了。后来,经江西省议会开会推选,并由孙中山先生任命,李烈钧遂由九江都督并升为江西都督。

次年,到了九江中学开学上课时,我又回到学校读书。1913年春,袁世凯刺杀了国民党理事、前农林总长宋教仁,国民党与袁世凯破裂。当年7月,李烈钧宣布独立文告于湖口,起兵讨袁世凯,“二次革命”战争爆发。我在报纸上看到了《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》,其中有这样几句话:“袁世凯乘时窃柄,帝制自为,绝灭人道。而暗杀元勋,弁髦约法,而擅借巨款,金钱有灵,即舆论公道可收买,禄位无限,任心腹爪牙之把持。近复盛暑兴师,蹂躏赣省,以兵威劫天下,视吾民若寇仇,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。我国民宜亟起自卫,与天下共击之。”写得慷慨激昂,大义凛然,使人深受感动。后来才知道这篇简短的檄文出自杨赓笙(字咽水,杨秉笙之兄)的手笔。我在各地纷纷讨袁的激励下,决计再次投笔从戎,于是第二次又来到李烈钧部,参加了他的湖口讨袁之役。

发动讨袁之后,不几天就发生了战争。袁世凯派李纯领兵至赣。李烈钧就命林虎旅长与之战于瑞昌、德安之间。开初,林虎部居于优势,袁军不敌。但是,后来由于袁军械精粮足,并且接连不断地增援,林虎部逐渐失利,两位团长相继阵亡,李部遂退到吴城,终于寡不敌众,吴城也陷落了。

湖口战役失败后,李烈钧出走,在黄兴的协助下到了日本。其他被捕和通缉者多人,被捕殉难者有徐秀钧等烈士。徐秀钧(号子鸿)是九江最早有革命思想的人。他1900年到日本,不久就到欧洲,常住英国。孙中山先生初到英国,蒙难出狱后即晤见徐秀钧。他是旧国会有名的议员,二次讨袁后,徐逃到天津租界,然后潜赴北京进行活动,不料走漏风声被袁世凯捉住。湖口战役失败,袁世凯派段芝贵继续攻打江西,并将徐秀钧押解回九江,我对徐秀钧久已钦佩,事件发生后,我为其各方奔走,设法营救,历来官怕洋人,因此我通过早期留美学生我的中学教师周太嬴、胡其炳(同文书院副院长)找到同文书院院长美国人库斯非出来搭救。他们听说库斯非非要出面营救,于是事先就把徐秀钧杀害了,并将其头颅挂在城墙上,数日家人不敢收尸。

这次战役失败后,军阀横行,无法立足,我于是离开九江,去到上海求学去了。

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是在1912年10月间,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,1912年9月,袁世凯授以全国铁路督办名义,到南北各地进行视察。是年10月25日,应李烈钧之约,中山先生乘“联鲸”号军舰来江西视察,随行者有马君武等。中山先生到达九江后,当即换乘“西昌”号轮船晋省。李烈钧对中山先生来赣视察,事先作了一番周密的准备工作,欢迎仪式甚为隆重。

中山先生在南昌停留了四天,10月29日又回到九江,出席各界欢迎会。我以革命一分子身份参加。中山先生着重讲述筹划兴建铁路的问题。他表示立志在十年内修筑十万公里铁路,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。当他演说时,有人问他这次回国带回来多少钱?他说,我回国之初,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时也曾说过,我不名一文,所带回的只是革命的精神。我们要以革命精神兴建铁路……。时间过去七十年了,中山先生的讲话和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六年以后,那是1918年暑假,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,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——学生救国会,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,南下活动。行前,蔡元培先生给我们写了介绍信,介绍我们到上海去看望吴稚晖(曾任北大学监,未到职)。8月间,经吴稚晖介绍,我们去莫利爱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。当时,中山先生因护法运动失败,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的职务,离开广州再到上海。中山先生在客厅里接见了我们。首先,我们对于北京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,以及组织救国会和为什么要成立国民杂志社的理由都一一作了介绍。中山先生对北京学生的爱国活动深表同情,对出版《国民》杂志加强宣传完全赞同,并讲了一些鼓励的话。记得在座的还有廖仲恺、朱执信、戴天仇(后改名戴季陶)等。客厅的一隅,坐着宋庆龄同志在打字。这是我第二次会见孙中山先生。

“五四”以后,北京学联会派我和黄日葵同志作为代表,又南下串连,扩大斗争,争取胜利。我们到天津、济南、武汉、南京等处联络,最后到达上海。

这时上海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,我们在上海积极筹备成立全国学联。鉴于中山先生支持学生爱国运动,例如我们于“五四”被捕的消息传开后,首先通电呼吁“学生无罪”的就是中山先生;他并写信给天津学生联合会,赞扬青年学生的正义行动;还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、学界代表,积极营救被捕学生等等,所以事先经廖仲恺先生联系,我和其他几位学联代表去会见中山先生,请他在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上讲演。中山先生在他的寓所里接见了我们,对我们抚慰有加,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界的斗争。我们把请他讲演的事说了,他当即答应下来。

全国学联成立之次日,中山先生应约到环球中国学生会讲演。在讲演中,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正处在最危险的地位。北洋军阀毁弃约法与国令,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的21条款及其他密约,在此情况下,救国的办法只有两个:一是维持本人在南京临时政府3个月的时间里,为民国所经营的诸制度;如不可能,只有重新革命,以尽去这些篡窃的人,荡涤一切旧官僚腐败的系统,而此条约也就当然否认了。记得他在讲演时,特别对党员温世霖、谢持等人的官僚作风、腐败习气和涣散状态,提出了严厉的批评。而对于五四运动则倍加赞扬,他说:试观这次学生运动,在很短的期间,收此绝伦的效果,由此可知结合起来的力量就会强大。中山先生的讲演,对学生运动是个很大的鼓舞。

全国学联成立以后,亦即1919年8月的一天,我和参加全国学联工作的几位同学,经与廖仲恺先生约好再一次去会见中山先生。不想途中一阵暴雨,及至到了中山先生寓所时,我们的衣服已被淋得尽透。我们向看门人说明来意,看门人说:“今天总统不会客”。我说:“我们要见的是革命的孙中山先生,不是见总统,而且是事先约好的,为什么不见?”廖仲恺先生听到了我们的声音,急忙走出来对看门人说:“他们几位是事先约好的,这是我的疏忽,没有早通知你。”接着就把我们让到客厅里坐下,并去通知中山先生。

中山先生出来见面之后,廖仲恺先生见我们因被阻门外面有不愉之色,连忙说:“你们几位不是有问题要谈吗?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吧!”中山先生接着说:“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”。于是我们分别讲了个人的见解。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,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,问中山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,等等。

中山先生的回答是: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,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。现在,我想给你们500支枪,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,如何?

我们就中山先生所谈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谈了很长时间之后,我们当中有人说:“现在时间不早了,我们应该告辞了吧!”一直坐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接上去说:“多坐一会,正谈到紧要的关头!”于是中山先生从容而缓慢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。

中山先生谈话的大意是:一、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,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。他并不轻视学生开会、示威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,并且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。二、他个人很注意宣传,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,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,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意见和主张。

当我们告辞时,中山先生高兴地说:“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”。归途中,大家边走边谈,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格的革命家颇能倾听我们的意见。同时也感到,经过护法运动的失败,中山先生已经意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,所以他提出要给我们500支枪,是绝非偶然的。

五四运动对中山先生确实起了推动作用,他在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一封信里说:“五四运动以后,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。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,也不敢正面硬碰。”表明中山先生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所感受。

他对于我们创办的《国民》杂志和北大的《新潮》、《每周评论》甚为赞赏,所以指派廖仲恺、朱执信先生等,在上海创办了《建设》杂志和《民国日报》附刊《星期评论》两种刊物,作为宣传民主革命理论的阵地,以“激揭新文化之波澜,灌溉新思想之萌蘖,树立新事业之基础,描绘新计划之雏形”。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以后,对一些问题的认识,较前更有提高。他在同年10月的几次讲演中,批判和抛弃了曾经有过的“教育救国”、“实业救国”、“地方自治”等想法,明确提出今后“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”;革命就是“掘地底陈土”,彻底地打倒封建官僚、武人和政客的政治。中山先生继续前进了。

这次会见之后,我于1920年初即赴法勤工俭学,1926年底始行回国。这时中山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,但我一回国就在广州中山大学和他创办的黄埔军校任教,至今犹感荣幸。

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了,但中山先生“适乎世界之潮流,合乎人群之需要”的遗言仍然鼓舞着我们。中山先生晚年,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,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,提出了革命的三大政策,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。当前,为了实现和平统一,中国共产党希望台湾当局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,遵从孙中山先生的“和平奋斗救中国”的遗教,以民族大义为重,走爱国统一道路,早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,共同为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而奋斗。(原载于《人民日报》1981年10月6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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